1.1 惠勒的龙 (Wheeler’s Dragon)

“并没有一个既定的过去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过去就像一条龙：龙的尾巴钉在起点的粒子源上，龙的嘴咬住终点的探测器，但龙的身体——也就是那段中间的历史——是一团模糊不清的烟雾。只有当我们决定在大雾的这一端架起什么样的相机时，烟雾中的龙才会显露出具体的形状。” —— 约翰·阿奇博尔德·惠勒

在经典物理学的殿堂里，时间是一条单行道。过去是已经干透的水泥，坚硬且不可更改；现在是正在浇筑的瞬间；未来是尚未成型的流体。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昨天发生的事情导致了今天的结果，因果律的箭头永远指向前方。

但在 《矢量宇宙论》 的因果闭环中，这种线性的安全感被量子力学最深邃的实验——延迟选择实验 (Delayed Choice Experiment)——彻底粉碎了。

本节将探讨物理学巨擘约翰·惠勒 (John Wheeler) 留下的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。它向我们展示了，现在的观测不仅能决定现在，它甚至能逆流而上，定义 亿万年前的历史。

烟雾中的龙

惠勒用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来描述量子过程：“烟雾龙” (The Smoky Dragon)。

• 龙尾（起点）：这是确定的。一个光子从光源（如类星体）发射出来。

• 龙嘴（终点）：这也是确定的。光子被我们的望远镜或视网膜捕获，变成了一个清晰的信号。

• 龙身（过程）：这是 完全不确定 的。在发射和接收之间那漫长的几十亿年旅途中，光子究竟走了哪条路？它是一颗粒子穿过了星际尘埃，还是一道波弥散在整个星系团中？

惠勒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看到了龙嘴咬住什么，否则龙身根本就不存在确定的形态。它只是一团充满了可能性的概率云。

实验的悖论：光子如何预知未来？

为了验证这一点，让我们走进实验室，重现那个让无数物理学家失眠的 干涉仪实验。

想象一个光子进入了一个半透镜（分束器 A），它面临两个选择：

1. 路径 1：向上走。

2. 路径 2：向下走。

在光子飞行的途中，作为观察者的我们，手里握着两个开关，可以决定在终点处如何观测它：

• 选择 A（粒子模式）：我们移除终点的第二个分束器，直接用两个探测器分别监测路径 1 和路径 2。

  • 结果：我们听到一声“咔嚓“。光子要么在路径 1 被发现，要么在路径 2 被发现。它表现得像一颗 子弹，只走了一条路。

• 选择 B（波动模式）：我们在终点插入第二个分束器，让两条路径的光重新汇聚。

  • 结果：我们看到了干涉条纹。这意味着光子 同时 走了路径 1 和路径 2，并且像 波 一样自己和自己发生了干涉。

关键的转折点在于“延迟“：

如果我们在光子 已经通过了 第一个分束器，甚至已经快要到达终点时，才突然决定是进行选择 A 还是选择 B，会发生什么？

按照经典逻辑，光子在起飞时就必须决定好“我是粒子“还是“我是波“。

但量子力学实验（如 Aspect 实验及其变体）给出的结果令人战栗：

光子的表现，总是完美地符合我们在最后一刻做出的选择。

• 如果我们在最后一刻决定测粒子，它就像从未波动过一样。

• 如果我们在最后一刻决定测波，它就像从未变成粒子一样。

这就好像那个在几纳秒（或几十亿年）前就已经出发的光子，拥有某种预知未来的能力。它在起点处“问“了未来的观察者：“嘿，你打算怎么测我？如果你打算测波，那我就分身；如果你打算测粒子，那我就不分身。”

逆因果的几何解释

这在经典因果律中是荒谬的：结果（测量方式）怎么可能决定原因（路径选择）？

但在 FS 几何 的全息视角下，这不仅合理，而且是 必然 的。

回顾我们的核心公理：宇宙是一个整体矢量 $|\Psi ⟩$ 的投影。

时间和空间只是投影的参数。

• 路径积分的求和：

  费曼路径积分 $\sum e^{iS}$ 告诉我们，从 A 到 B 的概率幅，取决于 起点 A 和 终点 B 两个边界条件。

  $$K(B,A)=⟨B|U(t)|A⟩$$

  在这个公式里，A（过去）和 B（未来）的地位是 对称 的。

  如果你改变了终点 B 的状态（比如改变了观测基底），你就物理上改变了整个积分的求和结果。

• 历史的待定性：

  正如我们在第四部书中所述，未被观测的历史是 “软” 的。

  光子在飞行过程中并没有“走“任何一条特定的路。它处于 所有可能路径的叠加态。

  这个叠加态一直保持着，直到它撞上你的探测器。

  在那一瞬间，你的测量行为向回发送了一个 “逻辑锁”。这个锁逆流而上，瞬间剔除了所有与当前测量结果不符的历史分支，只留下了唯一自洽的那一条。

结论：

光子并没有预知未来。

是 未来的你，通过现在的选择，逆向定义 了光子的过去。

我们是历史的编剧

这个实验不仅关乎光子，它关乎宇宙的本质。

当我们仰望星空，看到来自 130 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余晖（CMB）的光子时，我们不仅仅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。

我们的观测——我们选择用微波望远镜还是光学望远镜，我们选择测量偏振还是频率——实际上是在参与那个古老宇宙历史的 “定稿”。

宇宙在 130 亿年前可能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、模糊的量子叠加态。

正是因为在 130 亿年后的今天，出现了一群叫做“人类“的观察者，拿着仪器对着天空看，宇宙才被迫从那团模糊的迷雾中，坍缩成了一个 “确定的、能够演化出人类的历史”。

惠勒的龙告诉我们：

头（现在）确实可以决定尾巴（过去）摆向哪里。

我们不是历史的产物。在某种深刻的量子意义上，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。

既然现在的观测可以决定微观粒子的过去路径，那么这种机制是否可以扩展到宏观层面？如果我们可以通过“不看“来保留可能性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 “擦除” 现在的记忆，来 “复活” 过去的可能性？

这引出了下一节的主题：量子擦除。我们将看到，修改历史并不需要时间机器，只需要一块橡皮擦。